BC重磅｜新浪潮的年轻人不是在电视台拍胶片，就是骑驴去金三角
2016第五届香港主题电影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驻京办）与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合办，香港导演林岭东、杜琪峰联合策展，将于大连、济南、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成都、武汉 8个城市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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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有幸，从香港请来了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两位旗手级别导演翁维铨与章国明，与北京的香港电影研究者——中国电影资料馆节目策划沙丹（奇爱博士）以及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叶航进行了一次主题座谈。
会上，大家畅聊新浪潮的因缘际会、警匪片的前因后果，也分享了两位导演的创作经验与体会，并且从陆港两地不同的立场眼光，再次打量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价值与意义。
因篇幅较长，也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发送。
杨洋：我们今天选择了《边缘人》和《行规》这两个片子。一个讲卧底，一个讲线人，迎合了这次影展最重要的两方面，“黑白交间，迷踪英雄”的主题也是由此而来。
在警匪片这样一个类型片种当中，黑与白、正与邪恶的纠结，很明显体现在这些卧底、线人的角色身份上，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最终还是屈从于“无常的命运”，这也是我们策展思路的背景。
我们对于70年代末新浪潮时期的创作环境特别感兴趣。感觉那是一个很神奇的年代，两位创作的时候，真的或是身陷毒窝，或是跟着廉政公署直接进入ICAC内部，不像我们现在都是坐在家里写剧本。可以请两位先分享一下当时创作的大概环境吗？
翁维铨：当时我拍纪录片。拍了很多部关于贩毒的纪录片，在1976年到1977年间大量搜集资料，然后就将资料改成故事片，拍出了《行规》。
我没有大公司做背景，拍的时候比较自由一点点，没有老板的管制，所以比较轻松。
章国明：
我跟翁维铨导演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他从美国回来，他的老师都是黄宗霑，一个很厉害在美国当摄影师的中国人。我则长在街头，你看我在路边随便玩、打滚，很不同的。我自己真的是乱来。但都很幸运，我学电影是从哪里学的？是我进了电视台，无线电视，原来有一个“菲林组”（胶片电影部门）。那个时代大多是在影棚里面用很多摄影机拍，我们是用胶片在外面拍的，过程像拍电影一样，所以这个训练对我们很有优势。
同时间我们同一组有许鞍华、严浩，我们觉得这是精英机组，很难得，以前是没有。后来我们弄完以后也就没有了。菲林组给我们很多机会，不停地训练怎么拍电影。我没有在学校学，就是在电视台里面学，学完出来了，我就可以拍电影了，所以很幸运了。
我在电视台期间，其中有一次拍CID，全部都是警察，我们讲警察的故事，那时间我很多熟人都是警察，他们讲很多故事给我听，我要拍戏，他们讲出来的我就拍。还有很多故事，都是同事他们给我的。
这时候有一个朋友说，他们没有工作，你可不可以帮忙？我说是弄什么的？以前是警察，后来当卧底，卧底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听过，原来警察有这样的内容，内容是打劫，但是你打劫是无罪的。
很多人不仅是打劫，杀人也有，卧底不可以当一个普通人，要跟贼一样，他们去打架，他们用刀砍人，他一样要用刀砍人。我就在想，我听他讲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你是警察，你每天都办案，会不会有一天你不用办案了呢？真的他们讲有。打劫什么很多钱都是给比警察的多，很多人他们很多发财了，他们不回来当警察了，就跟着那个人。
听了很多故事，我后来就想，到那种时候人在环境里面会改变。每个人都会，如果我旁边人是好人，我就是好人，如果我旁边的人是坏人，我一定是个坏人。我从小就很相信“孟母三迁”，你在什么地方就会变成什么人。其实《边缘人》就差不多是讲这个故事。我刚才进来看了觉得好吵，30年前的电影，现在看拍得很差。
杨洋：两位导演作品的放映是这次影展整个过程中最艰难的一部分。《边缘人》在运输素材过程中出现很多波折，翁维铨导演的《行规》，大家看到这个字幕，是我们员工自己在网上下载了一个很难看的视频，同事人工听译下来，我们再写成普通话比较顺畅的方式，一帧一帧做。
我也想问翁维铨导演，你一直跟毒贩打交道，有遇到过危险吗？
翁维铨：危险一定有的，开始时候我在英国电视台，在警察部里面工作，跟着狗仔队做跟踪工作，所以《行规》里面对追踪过程有比较清楚的交代，就是因为我在那边工作了18个月。跟着狗仔队一起去找毒贩的证据，这方面我都做过。
还有我到金三角也去了很多次，观察毒王，访问他们，每一次去都需要两三个月。开始到金三角的时候，是骑着驴子去，80年代坐推土机去，经验、拍片子的资料都是这样来的。后来我还有一个纪录片讲金三角毒王怎么样做工作，鸦片怎么买卖，还有怎么一个集团和另外一个集团抢东西来钱，都拍这个东西，以后就电影出来了。
新浪潮的前因与后果
杨洋：叶航老师这次专门写了文章评论《行规》。我们每次做策展，都是一个自己学习电影史的过程，我们找到《行规》，也是看了讲游乃海《跟踪》的一篇文章，《跟踪》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承袭新浪潮时期翁维铨导演的《行规》，后来我们才挖出《行规》来。叶老师从学者的角度怎么看？
叶航：
我刚才没有想到最后还有这么大一个彩蛋（《边缘人》制作特辑），之前没有看过。我挺感动的，它给我一个感觉，是真正表现了当年香港电影人的一种活力，更重要的是自由。他们想做什么，想创造什么。不是每一个阶段、不是每个香港电影人都能这么自由，这是我自己的感触。我觉得在座的真的是特别幸运，今天这两部电影是我看到片单以后认为，如果没有办法全部看，就要首选这两部的。警匪片除了功夫片和喜剧片，是非常有香港特色的片种和类型。年轻的朋友都知道银河或者说《无间道》系列，但我觉得新浪潮警匪片是非常重要的，你会发现它对于承前启后的作用非常大。它不像之前5、60年代的电影，没有多层次的质感，都在棚里面拍的。你会发现很多之后的警匪片创作者，会借用或者被影响到的，是新浪潮时期的警匪片。
有一个学者说过，他发现了一个杜琪峰导演关于警和匪一体两面性的东西。比如说《大事件》里面有一个关于直播，网上直播，匪徒直播，向公众直播，警察也向时公众直播，匪徒直播吃饭，警察也直播吃饭，《无间道》也是一样，匪就是警。
《行规》里面，你会发现陈sir跟师爷谭的关系甚至好过跟同行，特别有意思。包括章国明导演拍过《点指兵兵》，点到谁就是谁，这里面都会有一些关于宿命的东西，这个主题在银河作品中也非常常见。
我想问翁维铨导演一个问题，刚刚看完《行规》，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结尾。
一般讲“两个只能活一个”，翁维铨导演更狠，一个都没有活。当时你创作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想法？让结局设置成这么一个呈现方式？
还有抓他出去的人说死尸怎么处理？死的这个人就是开场的时候，陈Sir坐车子走在路上问“有没有什么料给我”的那个，就是他的线人。车里面两个人，肯定也有一个对比的关系，这方面是比较难看出来的。
杨洋：沙丹老师您怎么看？
沙丹：首先感谢百老汇电影中心的邀请。非常同意叶航的观点，今天下午的放映是非常难得的。随着整个电影数码产品的普及，大家后边想要看到类似于杜琪峰的一些作品，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这样的电影，现在确实很难看到，如果能看到，画质也是非常差。刚才跟章导演见了一面，也看了《边缘人》，他说第一部胶片由于褪色原因，已经发红了，其实就是因为片基褪色了。但是能够在电影院当中看到非常细腻的胶片影像和质感也仍然很难得。
之前香港拍类似的东西比较少，但是有类似的《天眼》的犯罪电影。我想问两位导演拍摄这样的电影的时候，您在这方面工作，一方面有自己工作生活的经验，同时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两位自己拍摄比较新的类型，受到什么样的个体生命体验以及电影经验的引导，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章国明：这个可能我有一点骄傲，在60年代、70年代，我们比较幸运，是因为我跟一些台湾的朋友，跟内地大陆的朋友谈话，以前台湾人看电影比较少，小孩子都是这个不准放，这个不可以。但是香港是百花齐放，什么都可以看到，不会有限制，所以好像给我们的眼光比较看多了一点东西。西片就是学了这个讲我自己的故事，我还很喜欢看英文片的。香港就是这个好处，什么片都有，法国有，英国有，日本有，什么都有，趣味很多。
我自己觉得更幸运的就是去了无线电视菲林组，那里给了我们很多机会试错，错了再做。那个时代电视的薪酬不多，我们老板给了我们很大的机会，每个人可以试很多新的东西。在香港电影从来没有看过的，我们可以放在电视上面。这很好玩，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我旁边的人他们都是每个都会飞的，最厉害的就是谭家明，拍的东西不是脚踏实地，是会飞的。但我很笨，我都在地上走，我那个时候开始想知道怎么可以飞？电视台给我们很多机会，学很多东西，试很多东西。我朋友说你电视的作品比现在好玩多了，因为在试，在创作，真的是空前绝后，真的很好玩。
廉政公署你们有没有听过？
ICAC。
全国影迷可能只有1%知道我是谁，我去了哪里？
我拍了7部电影以后，去了廉政公署，去了17年，我还是拍东西，我在拍他们每一个，每个人都有廉政行动。其实就是讲怎么贪污，贪污是死定的，可能是破坏了那个社会的公平。
这个给我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我一直在拍东西，另外就是我每个月都有薪金，当导演是很痛苦，没有饭吃的工作，很惨的。
讲个小故事，有个人写剧本好厉害的，那个人叫倪匡，写了很多电影很厉害的。老板有一天叫他进来，我给你一个提议，你看怎么样？你写剧本这么厉害，你要不要不做编剧，当导演试试？这个人怎么说呢？他说，“老板，我干错了什么事情？”他真的是这么想的，当导演是苦行僧，没有饭吃的。现在很好了，有一些改变了，改变就是我们的祖国，1亿、2亿、3亿、4亿，以前都是当导演最惨，因为导演一年才能拍一个电影，当演员一年可以拍五到七个电影，薪金是导演的好几倍，所以当导演很惨的。
（更多内容，详见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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